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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城市社會文化生活——以市鎮空間分佈、流動匯聚、環境生態為視角

發佈日期:2019-10-12  來源:  

羅時進,蘇州大學特聘教授、蘇州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所長、《蘇州大學學報》(哲社版)常務副主編。兼任中國唐代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明代文學學會理事、江蘇省吳文化研究基地首席專家、江蘇文庫編纂委員會委員、蘇州南社文化研究院院長。曾客座任教於京都大學、東吳大學、逢甲大學,完成10多項國家和省部級項目,現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出版唐代文學研究專著《唐詩演進論》《丁卯集箋證》等;明清江南文學方面專著及相關古籍整理著作有《地域·家族·文學:清代江南詩文研究》《文學社會學:明清詩文研究的問題與視角》《海虞詩苑·海虞詩苑續編》等。

所謂江南之地,在地理範圍指稱上,是不確定的,或者説是自我定義的。“魚米之鄉,博雅之邦,人文淵藪,衣被天下,美甲四海”,這些關於江南的想象,其實是唐宋以後的部分情景,尤其對明清時代而言較為適用。江南社會包括府域、縣域、市鎮,其中“市鎮”接近於鄉村,是最低層級的“城市”,其地位、作用在江南社會的發展中非常重要。

明清江南市鎮的興起與空間分佈

2000年美國加州學派學者彭慕蘭在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一書,其中提出“十八世紀以前的中國江南農業與歐洲英格蘭基本相似,江南甚至有不少地方領先,只是約1800年以後才出現了根本性的分岔。”

明清時代,江南士人對“市”“鎮”的解釋大致建立在民居的聚集、商業的交易和禁防管理功能上。明代弘治《湖州府志》稱“商賈聚集之處,今皆稱為市鎮。”弘治《吳江縣誌》稱“人煙輳集之處謂之市鎮。”正德《姑蘇志》以為“民居所聚謂之村,商賈所集謂之鎮。”乾隆《吳江縣誌》:“民人屯聚之所謂之村,有商賈貿易者謂之市,設官將禁防者謂之鎮,三者名稱之正也。其在流俗,亦有不設官而稱鎮,既設官而仍稱村者,凡縣邑皆然。”於是,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一些學者將明清江南市鎮界定為“介於縣城與鄉村之間的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商業實體。”

明代中期至清代中期是江南市鎮發展、興盛期。明代嘉靖到萬曆間,江南市鎮發展形成第一個高峯,數量約三百個,而到了清代乾隆年間形成第二個高峯,達到五百多個。其中以蘇州、松江、杭州、嘉興等府最為明顯。

而江南的發展,始終與地理環境和生態系統密切關聯,外襟長江帶運河而通大海,內有太湖、錢塘等湖泊水網縱橫,這是江南的顯著自然特徵,丘陵和平原腹地之延綿乃與水環境相依附而成表裏。從地名學角度,我們不難看到大量的市鎮“以形賦名”,例如以浦、澤、涇、浜、河、瀆、灣、港、溪、橋、漊、蕩、潯、圩、塘、堰、埭等命名的就有很多。

顯然水系是市鎮命名的主要根據。相比較而言,與丘陵平原地勢有關的則有山、岡、丘、埠等,就相對較少了。江南地區農耕稻作較穩定收穫,形成“蘇湖熟,天下足”之勢;棉絲紡織業的發達,幾可衣被天下,在相當程度上乃拜水沛土潤的自然生態環境所賜。

乾隆十六年(1751)蘇州畫家徐揚描繪的《姑蘇繁華圖》,展示了十八世紀中葉蘇州的繁華景象,生動形象地表現出明清江南中心城市與市鎮具有緊密的關聯,無論在經濟和人文方面,江南市鎮都具有相當的地位。

江南人,外來者:

明清江南市鎮文人的流動與匯聚

明清江南市鎮文人的集聚,是經長期歷史發展、融合而成的。如果以江南人和遷入者的比重來看的話,毫無疑問這種集聚是以前者為主的。江南人是江南文化創造的主體,具有基原性的地位,但外來者在江南市鎮佔有一定的比例,其卜居或寄寓使江南市鎮文人羣體規模增加、內涵豐富、文化活躍。江南人與外來者的匯聚、摩蕩,造就了市鎮文化、文學的繁榮。

明清時代幾乎每個江南市鎮都有詩社、詞社、文社,有的直接以市鎮地名命之,如盛澤的紅梨社、同裏的竹溪詩社、續竹溪詩社、崑山的東岡詩社等,這些文學社團規模不等,一般在十人以內,但也有像“騷人詞客,代不乏人”的梅里,其詞社多達九十人以上,形成了有相當規模的流派。這類市鎮文學社團參與者一般都是“同裏”關係,即使有外地人,大都不出江南範圍。

明清江南市鎮文人羣體是“江南人”與“外地人”結合的社羣,我們對“外來者”應該給予關注。人口流動是古代歷史上的常見現象,雖然歷代從江南遷往各地的人口數量相當可觀,但總體來看江南吸附的外來者遠遠超出了遷出者。人口向江南的流動,自“五胡之亂”時就開始了,宋代以降,江南出現了兩次顯性的人口流動、匯聚。一次是靖康之變,北方士族大舉南遷,其中多定居江南;一次是明清兩朝各省士族與經商者向江南的遷徙,其中以安徽遷來者居首。

靖康之際的遷來者較多卜居於江南市鎮這一層級,故清代江南名鎮方誌中往往有宋南渡後士大夫多寄籍其地,從而促進人文日盛的記載。而至明清時代的南渡者則已經完成了在地化過程,融入江南併成為推進江南文化繁榮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很多簪纓世家作為一地之人文風標,在一定意義上又成為吸附江南周邊地區人口的因素。

明清兩朝江南各省士族與經商者移居江南的方式有四種:第一,跨省域向江南市鎮流動。第二,因名人吸附而向江南市鎮流動。第三,由江南府縣城市向市鎮流動。第四,江南市鎮間互相流動。

明清江南市鎮的環境與生態

清代江南市鎮文學總集在歷述本地人文昌興時往往都聯繫到本地山川形勢,如“盛湖猶吳江舊治,溪山清遠。士大夫家煙雲水竹間,日飲湖光而汲山淥,襟懷幽曠,發為歌詠,皆能抒寫性情,深有合於《三百篇》温柔敦厚之旨。”江南文人大都懷有深厚的山水情結,其生於斯,長於斯,自然環境濡化了他們的秉性,也形塑了他們的文學品格。

而園墅作為一種人為作用後的自然環境,對文人的影響甚巨。山川地理冶鑄人的方言音聲與先天性格,乃園墅所不能,但園墅與自然山水同樣成為文人活動的空間,審美抒情的對象。明清兩代,江南文人與園墅的關係,至為密切,既關乎性情習尚、人際交往,亦關乎寫作題材、美感涵藴。故在物質環境層面上探討江南文人與市鎮的關係,園墅是一個無法繞開的話題。

江南市鎮園墅是一種物理空間,也是一種文化空間。鍾惺曾遊訪許自昌於萬曆年間構築與長洲甫裏鎮的梅花墅,作《梅花墅記》雲:三吳之水皆為園,人習於城市村墟,忘其為園;玄祐之園皆水,人習於亭閣廊榭,忘其為水;水乎,園乎?難以告人。閒者靜於觀取,慧者靈於部署,達者精於承受,待其人而已。

可以説,江南市鎮歷史傳統的形成,有一個長期複雜的過程,從創造和承續角度而言,世家名族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不少儒而能仕者,在一地歷史傳統形成發展中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明清時代,市鎮《先哲志》的編纂者往往視本鎮名家盛族為珍貴的文化資源,對“自古樸素尚文學,多詩禮之家,比他鎮為蔚”,“科第不絕,儒風不衰”者尤予表彰,而其中擢科第、登仕版、卓有聲稱者,更成為市鎮人文昌盛的典型為歷代傳誦,乃至為之建牌坊、造亭閣、樹碑石,用可見的物質形態符號作為對鄉賢永遠的紀念。

明清江南市鎮文人薈萃,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隱讀的風氣。元末明處的政治鉅變,造就一批“雖居市廛,如處巖壑”的城市山人,由此江南隱讀階層逐漸聚型,江南文人也便形成了某種新的存在方式,而不少人最終離開了城市,尋求隱讀和寫作的新空間。江南文人如果走出城市而又要獲得基本的生活和交流的便利的話,市鎮自然是主要去向了。

明清江南市鎮天形地貌,山水菁英,具有興發性情,蔚興人文的潛在作用,而弦誦之聲不絕,儒風雅道日盛,逐漸厚殖成一種文化傳統。詩書之興多由治化而發生,治化雖具有人文屬性,卻又與地理因素有關,人們稱之為自然環境的那個非精神空間,恰恰藴含着一種氤氲化醇,息息濡變的內在力量。可以説,明清江南市鎮的環境和生態是內斂性的,也是飽溢性的。內斂是市鎮的局地性、基層性特點所決定的,而飽溢則表明其文化向度多維,包容度高,影響廣泛。它涵容了江南文人的知識、倫理、態度、價值多重意識,又不斷以日常體驗、實踐使這種意識得到深化。就此而言,完全可以將市鎮作為明清江南典型的記憶識別空間和文化貯存空間。也正是憑藉對這種空間的認識,我們能夠理解明清江南市鎮的發展與文學羣落的形成,其間具有內在而緊密的聯繫:在這裏,物與人的發展是互為前提的,正因為如此,最終創造出文學、文化發展的優沃的土壤。

閲讀( (編輯:宣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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